杞都新泰,禹之后嗣:杞国东迁与“杞人忧天”(下)

时间: 2008-06-28 / 分类: 人生百态, 身边故事 / 浏览次数: 3,627 / 0个评论 发表评论

继上篇杞都新泰,禹之后嗣:杞国的那些事儿(上)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一直懒得去写些东西。作为一个新泰人,我必须了解我的家乡的历史,而当我了解了家乡的历史之后,我为我家乡悠久的历史而骄傲,也为家乡历史上遭受的各种苦难而悲伤。
新泰的历史很悠久,这在上一篇文章已经讲过,但是这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却因为所处的位置成了战乱年代大国征战的战场,以及相互争夺的羔羊。历史上的新泰遭受了太多的战事纷争,古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因为战争而变得诚惶诚恐、忧寝废食,于是产生了《列子·天瑞篇》中两个杞人的对白: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

晓之者曰:“天,积气耳。亡处亡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


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


晓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


其人曰:“奈地坏何?”


晓者曰:“地积块耳,充塞四虚,亡处亡块,若躇步跐蹈,终日在地上行止,奈何忧其坏?”


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

于是从中我们看到,所谓杞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实在是在那种战乱纷争的年代里“身无所寄”造成的,并不是文字意义上的担心天地崩塌;而结局是“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这样的结局显示的是当时杞人对于天地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后人断章取义,用以嘲笑文中的杞人,实在是无知浅薄至极![原创作品]
再让我们看看博学者的文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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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人忧天”这句成语流传数千年,尽人皆知。近年,先秦史学界运用考古和文献资料对杞国历史文化深入研究,为这一古老成语赋予了新的内涵,而且认定古代杞国在今山东省新泰市。本文试从杞国和杞国的迁徙与定都,以及“杞人忧天”新解三方面做一简述。

杞,其源甚古,夏后禹之苗裔,姒姓。《史记·夏本记》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又载,商汤伐桀“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杞也”。《大戴礼记·少间》云:“成汤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姒姓于杞。”由此可知,杞国历史久远,早在夏代即已存在。商汤灭夏之后,将夏桀驱逐至鸣条,把其辅佐大臣“散亡”,又将夏姒姓之民众迁至于杞。故《史记·陈杞世家》谓:“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

从古文献记载看,杞在商代的具体活动不详。《史记·陈杞世家》只做了“殷时或封或绝”的表述。殷墟甲骨文有“杞”和“杞侯”。武丁为其占卜,是否有疾病。武丁以后杞侯所属之地是商王狩猎地区之一,又是帝乙、帝辛两代商王征人方所经之地。由此可知,商代确有一个杞国,且地位较高,应是商代之诸侯。杞国在商代晚期已灭亡,到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实行“兴灭国,继绝世”的政策,寻求杞族后裔得东楼公,重新封之于杞,从而建立起西周时期的杞国。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曰:“汴州雍丘县,古杞国城也。周武王封禹后,号东楼公。”裴骃《集解》引宋忠曰:“杞,今陈留雍丘县也。”《汉书·地理志》陈留郡雍丘下云:“故杞国也。周武王封禹后东楼公,先春秋时徙鲁东北,二十一世简公为楚所灭。”《捃古录金文》载清许瀚认为,《汉书·地理志》所指“鲁东北”即在山东新泰。商代杞国与周封杞国为一个杞国,而且都在陈留雍丘,先春秋时已迁徙至鲁东北。雍丘县为秦置,治所即今河南杞县。此即汉以后注疏家所说商汤灭夏桀后所封建的杞国。

杞为夏禹后裔,《春秋经》、《传》对杞迁都及其与诸侯国互相讨伐会盟之事颇多记述。终因“杞小微”,屡屡遭强国欺凌,国运多舛,国祚不宁,不得不寻求“可持续”发展生存的机遇和环境,于是举国迁徙都邑不定。西晋学者杜预曾提出比较系统的三迁说:“杞国本都陈留雍丘县,推寻事迹,桓六年淳于公亡国,杞似并之,迁都淳于;僖十四年又迁缘陵;襄二十九年晋人城杞之淳于,杞又迁都淳于。”尽管先秦史学界对淳于、缘陵地望颇多争议,但都认为新泰曾是杞国都城。

清许瀚据道光、咸丰年间新泰境内出土的一批杞器提出:“新泰全境系何国地,初无明文。今杞彝器并出其间,知班固所云‘鲁东北’者,即新泰也。”从而认为新泰一带即“杞之故都”。在杞国迁徙定都过程中,新泰缘何如此重要?

第一,从文献看,在浩瀚的史料中主要涉及两条。其一,《春秋·隐公四年》有“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的记载。莒,东夷古国,今山东莒县一带,与今新泰相邻。牟娄,杞邑,且距莒不远,莒不可能跨越若干方国去伐千里之外的杞。“莒人伐杞,取牟娄”,充分说明杞人在隐公四年(前719年)以前即在牟娄一带活动,并在此之前杞已从陈留雍丘迁至距牟娄不远的淳于,不至于到鲁桓公六年(前706年)才东迁。故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陈留郡》中所说,周武王封禹后东楼公,先春秋时徙鲁东北之“先春秋时”,即隐公四年前,或者说杞国东迁时间的下限即鲁隐公四年。此“鲁东北”,不可能是与莒相距较远的其它地方的淳于,而应是“鲁东北”之淳于,当在今新泰境。据此有人说:“杞国迁入鲁东北定都今新泰后,为求生存发展,也尽力侵占一些比自己弱小之国,如牟、州等,入春秋后的杞国领土并不完全是在今新泰行政区划,可能有不少居邑是挟在各诸侯之间。州国之都邑淳于亦可能是在今新泰境内,否则不会在新泰市区北部出土‘淳于戈’、‘淳于左造’、‘淳于公之御戈’、‘淳于云’等物。”其二,《史记·楚世家》载:“(楚)惠王四十四年(前445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这大概是太史公司马迁为杞写的最后一笔。楚灭杞,“广地至泗上”,正确判定了后期杞国的所在地。公元前445年今安丘、昌乐一带早属齐国版图,楚不可能“广地”至齐国腹地去灭掉杞国。此时之杞国只能在现鲁中南的泗水之上,即“鲁东北”的新泰地域。如果此时杞都在今安丘东北之淳于,就与楚东侵“广地至泗上”相悖。今新泰之小汶水当时正属泗水流域,小汶水古名洙水,《水经注·洙水》:“洙水……又迳泰山东平阳县。……河东有平阳,故加东矣。”当时,洙水由县西南流经今泗水县东注入泗水,后来才改道西流,与柴汶河汇合注入大汶河。司马迁判定后期杞国的所在地只能在今新泰境。综上所述,文献可证,最晚至春秋时起,杞国就迁于新泰定都,新泰作为两千多年前杞国古都的地位是有据可查的。

第二,出土文物为杞国在新泰定都提供了佐证。新泰历史悠久,1966年出土了距今5万年的乌珠台智人牙齿化石,史称新泰人,证明新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新泰,春秋时称平阳。自晋武帝泰始年间改定为新泰。《春秋经·宣公八年》载:“冬,十月己丑,城平阳。”杜预注:“今泰山有平阳县。”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平阳,鲁邑,即汉之东平阳。在今山东省新泰县西北。”举世闻名的大汶口文化遗址距新泰不足80公里。境内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皆有遗存并无缺环。仅新泰城区至今已发现从商周至秦汉墓葬11处,都曾出土大量器物。清咸丰年间新泰出土了九件杞国青铜器,计有杞伯鼎二件,杞伯簋四件,杞伯盆、壶、匜各一件,件件有铭文。如鼎的铭文为“杞伯每亡作邾曹宝鼎,子子孙孙永宝用享”。邾即邾国,地在今山东邹县一带,曹即曹姓。是说邾国之女嫁于杞伯每亡为妻,杞伯为其妻“邾曹”作器以求子孙永宝用享。有人考释认为上文所指杞伯是杞孝公匄。近年,新黍又先后出土数批青铜器。如市区北郊出土了“淳于公之御戈”、“淳于左造”戈、“淳于杨”、“淳于云”铜印。专家认定带有“淳于”铭文的文物为春秋晚期、战国早期器物。在出土淳于戈墓附近的另一大墓出土了大型青铜龙纹铺首和车马件,制作精美,非一般百姓所有。推测这一带应是杞国贵族墓区。1982年山东大学考古队在新泰郭家泉村先后发掘了一批春秋墓群,并出土了两件铁器,考古队认定这是山东省发现最早的铁器。同年新泰市区东南关的一处古遗址,出土春秋至汉代陶器残片、铁器残块若干,其中陶片有正方形四字印文。1984年10月市政府门东路边发现一座商周墓葬,出土文物15件,其中青铜器8件,4件铸有铭文。更可喜的是2002年4月中旬,新泰市区北郊周家庄施工工地又发现春秋战国古墓3座,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400余件,带有铭文的戈矛若干件(戈的铭文为“主国之车戈”,矛的铭文为“王”)。其它彝器一大宗,其中有一竹节戈,罕见。一号墓出土了一套编钟、五件鼎和剑、戈、矛、镞等大量兵器。初步断定此墓主为一诸侯。这批文物的出土无不与杞有关,为杞国古都在新泰提供了新证。此地与前些年出土的带有‘淳于’铭文器物的大墓相距不足500米,专家初步认定很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同一个贵族墓葬群。同月,在新泰一中(原为文庙)建筑土地发现大批带有铭文的器皿陶片,专家认定为战国中期器物。新泰市区周边先后出土数批春秋战国时期器物,特别是大批杞器的出土,绝非偶然,是杞国定都新泰的佐证。

“杞人忧天”这一成语,过去人们多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对事物存有不必要的无根据的担心和忧虑,无端地自寻烦恼。很少有人以杞国的史实去解读和理解其文化内涵。近年来不少学者通过深入研究杞国历史,对“杞人忧天”提出新的见解,使延续几千年的成语,赋予了新的含意。“杞人忧天”出自《列子·天瑞篇》:“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是说杞国有人害怕天掉下来,无处藏身,愁得不吃不睡。后逐步演变为成语。唐大诗人李白《梁父吟》有“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诗句,成为千百年来人们对杞人的取笑谈资。李白只是一位诗人,不是严谨而富有理性的学者。诗人的两句诗意是:皇帝不理解我的忧国之心,这样我岂不是同杞人忧天倾一样吗?李白的《梁父吟》成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只是以诗表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表达遭受挫折的愤懑和求进取的心理状态而已。

近年,学者们对“杞人忧天”的文化内涵是从杞国史实的角度去解释的。上文已说明杞自商汤封建以来“或封或绝”极不稳固。“先春秋”又因宋、郑等列强所逼,举国迁徙至“鲁东北”,即今新泰市。此后,即遭莒国侵伐,导致了隐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楼”的一场激战。杞与鲁为邻,鲁为周公后裔,姬姓。“周之宗盟,异姓为后”。杞为夏禹后裔,姒姓。鲁排异姓是天性,杞不断遭受鲁国的欺辱。但杞弱小,为求生存,还是与鲁结好,并结为姻亲。这种姻亲可谓“政治”需要,杞桓公娶鲁女叔姬为妻,叔姬行为不轨,被休回鲁病逝,鲁迫杞桓公迎尸葬杞。并强词夺理,说:“杞叔姬卒,为杞故也,逆叔姬,为我也。”鲁以大欺小,动辄指责为罪,因朝礼不恭也会受到讨伐。杞鲁交往中,鲁异常跋扈,蛮横无礼,必定使杞的精神受到极大创伤。春秋前期,齐、晋先后成为诸侯霸主,杞虽竭力追随巴结,甚至用联姻得到庇护,但毕竟是有限的。在诸侯争战,弱肉强食,互相攻伐中,杞又时常受到强国欺凌。回顾杞国历史可知,杞国先后被宋、郑、莒、鲁等国胁迫,受宋、莒、淮夷、鲁等国多次攻伐,土地被他国侵夺。杞长期在齐、鲁、晋、宋、莒等诸侯国互相争斗会盟的夹缝中生存,还要无可奈何地为他们的争斗去“捧场”应付。杞国即生存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国祚几绝,被迫迁徙。天地虽大,却没有杞人安居之地,这正是杞人忧天地崩堕身无所寄而寝食不安的历史背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杞人忧天”的历史故事才会在杞国产生,而不会在其它诸侯国产生。也只有在弱肉强食的形势下,杞人才有危机感,才产生了忧患意识,这种忧患,蕴含着强烈的求生存的欲望。杞国之所以绵延千年不灭,不仅因“夏后禹之后裔”,而与其“忧天”意识有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可作为对“杞人忧天”的深层次理解。“忧天”是杞人对国家、对民族前途的忧患,是爱国爱民的情操体现。是古杞人留给我们的珍贵思想财富。综上所述,“忧天”杞人应在新泰,其真正的忧患意识应产生在国家危亡时期的春秋战国之际。

从《列子·天瑞篇》记述的情况看,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杞人忧天”的内涵。但人们往往只引用前两句,而忽视了全段的内容。书中在记述了忧天之人“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后,“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下面是两个杞人的对白:

“天,积气耳。亡处亡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晓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其人曰:“奈地坏何?”晓者曰:“地积块耳,充塞四虚,亡处亡块,若躇步跐蹈,终日在地上行止,奈何忧其坏?”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

列子与其辩论的结果是:“坏与不坏,吾何容心哉?”意思是说管它坏不坏,我没放在心上。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当时杞人对天象的认识。表明了杞人对天体运行和自然奥秘探索的严肃认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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